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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媒体转载摘编法定许可

发布时间:2016-10-31 10:05:14


论网络媒体转载摘编法定许可          

——以微信公众号为视角

 

广宗县人民法院 杨江彬 荆志伟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网络媒体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这些网络媒体形成的力量正在赶超传统媒体。他们为公众的阅读提供了更便捷的方式,其中少不了对一些好作品的转载摘编。我国法律规定适用于报刊的转载摘编法定许可制度是否也能适用于这些网络媒体呢?本文以微信公众号为视角,探析转载摘编法定许可制度在网络媒体中是否应该适用。

关键词:转载摘编 法定许可 网络媒体 微信公众号

一.报刊转载摘编法定许可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这就是我国报刊所享有的转载摘编法定许可制度,该制度确立于1990年《著作权法》立法之初,当时由于各领域都正处于新旧体制的改革转轨过程中,考虑到出版报刊作为新闻出版事业单位所肩负的特殊使命,须在开展业务方面对其给予适当的政策法制倾斜,因此规定了报刊间转载摘编作品可以适用法定许可。[1]该制度从确立之初就饱受争议,因为这个制度与《伯尔尼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国际公约相悖。并且法定许可烙下了“剥夺著作权人对交易条件的决定权,直接导致定价效率丧失”的致命缺陷。[2]但是,在我国改革与发展的特殊时期,这个制度给信息的传播、报刊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首先,当时电子信息技术尚未成熟,纸质媒介是唯一的作品载体;对载体的垄断,意味着对信息的垄断。给报刊转载摘编以法定许可,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在信息匮乏的年代给大众提供更多接触新鲜知识的渠道。[3]其次,报刊有别于书籍,它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与社会性。当作品的时效性与著作权的私权属性相冲突时,给予著作权人绝对排他性权利可能会错过作品的时效性而严重损害社会对该作品的使用,尤其在当事人协商成本过于高昂时。因此,基于报刊作品的时效性与著作权许可的高成本,法律例外规定法定许可制度,以调解著作权和社会公众知情权之间矛盾。[4]

二.  网络环境下转载摘编法定许可的适用

虽然从广义上理解,转载摘编应存在于一切媒体之间,但从狭义上看其仅是指法律明确授权为合法的转载摘编行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法定许可使用,是指依著作权法的规定,使用者在利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时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但应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并尊重著作权人其他权利的法律制度。设立该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鼓励作品的广泛传播。由于被许可使用的对象都是已发表的作品,因此首先推定这种使用是符合著作权人的意愿的;但为了保障著作权人的利益,法律又要求使用人按规定支付报酬。[5]同时,法律还设置了著作权人权利保留制度,允许著作权人通过声明禁止他人使用其作品。[6]法定许可制度降低了版权持有人和潜在的被许可人之间的交易成本,但同时也限制了持有人对其作品的控制能力。[7]现行制度将法定许可限定于报刊,而未及于书籍。从当时立法者的角度来猜测,可能是因为报刊相对于书籍而言,更具有快捷性、时效性,如果一味维护著作权的绝对排他性,将会损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不利于利益平衡。所以立法者给报刊的转载摘编以法定许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的高效、便捷远胜于报刊。那么可否将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扩大适用于网络呢?尤其是在网络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者不仅仅局限于传媒机构,人人都可以成为媒体,如果每转载摘编一篇文章都要版权人亲自授权,那么给版权人也会带来许多麻烦。

1.制度发展的曲折

我国 1990 年颁布的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确立了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制度。200011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3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网站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范围的,应当认定为侵权。”该解释将转载摘编法定许可制度扩大至网络领域。2001 年著作权法修改后颁布实施。该法在充分考虑世界版权公约等有关网络传播的规定基础上,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技术措施等与网络有关的内容予以明确。但是,该法并没有采纳2000 年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关于网络转载法定许可的规定,而是保留了原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仍然将作品转载的法定许可权利限定于传统报刊媒体之间。[8]200312 月,最高人民法院修正了2000年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其中第 3 条修改为:“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报社、期刊社、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在网络进行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范围的,应当认定为侵权。”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考虑到网络服务提供者特别是网站在特定的功能上与报刊杂志社等的功能相同,都是传播作品等信息产品的媒介,同时为在保护权利人与保障社会公众对信息获取需求之间实现利益平衡和适应高速发展的信息网络业的发展需要,对于网络转载、摘编的法律责任问题,坚持将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适用于网络作品传播的立场。200671日起施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让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解释再次遭遇尴尬。基于“除了极少量的合理使用的作品和极少量的属于法定许可范围内的,大多数的作品都应该是先取得授权,然后再在网络上进行传播”的基本原则,该条例将作品网络传播的法定许可范围严格限定于发展教育和扶助贫困需要,网络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再度被拒绝。基于此,200612月,最高人民法院再次修改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删去了其中第3条的规定,网络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司法解释被取消。由此可见,我国对于转载摘编法定许可制度是否应该适用于网络在立法上几经曲折,最终没有被采纳。但是从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来看,将转载摘编法定许可运用于网络环境有一定的司法基础,至少曾经得到过最高法的支持。

2.制度设计的争论

赞成将转载摘编法定许可运用于网络环境的人认为,网络传媒与传统纸媒同为传播作品的媒介,他们具有相同的功能,所以应该享有同等的著作权法律地位。转载他人作品往往很难找到权利人,为了丰富中文网络信息资源,推进网络产业发展与社会公众和权利人的权益平衡等问题,在有关法律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之前,将原著作权法报刊转载的法定许可扩大于网络环境,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应急措施。[9]另外,采用法定许可可以有效减少网络著作权纠纷,至少可以减少那些仅为取得许可引发的纠纷,节约司法资源。[10]

反对将转载摘编法定许可运用于网络环境的人认为,网络媒体不能等同于数字环境下的报刊、杂志,二者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原著作权法关于报刊转载的法定许可本身就有违国际公约的规定,将转载摘编法定许可扩大至网络领域将是错上加错,导致著作权立法与国际潮流相违背。[11]网络转载法定许可实施以来,尽管有付酬的要求,但一直没有建立相应的付酬标准和机制,这一方面使作者承担作品传播难以掌控的风险,又无法享受到法定许可带来的应有的经济利益,只好通过发表声明的方式来排除法定许可的适用,另一方面使愿意支付报酬的使用者缺少支付的标准和机制,极大地制约了法定许可的实际应用。[12]况且还有很多报刊社并没有认真履行付酬义务,以《著作权法》执法最为严格的北京地区为例,报纸、期刊社对于转载摘编行为依法履行付酬义务的比例也都低于30%,其他地区的执行状况可想而知。[13]法定许可是传播者与著作权人强行确定合同关系,而该合同关系的订立排除了著作权人意愿的表达以及对合同条款的议定,完全是由作品的传播者确定,这必将导致公平尽失,背离私法的宗旨。[14]

三.  网络媒体时代对转载摘编的挑战

网络媒体时代是指以个人传播为主,以现代化、电子化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媒介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新闻传播者。网络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信息的传播途径呈现出井喷式的增长,拿近两年非常火爆的微信为例,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100EC.CN)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147月底,微信公众帐号总数580万个,且每日新增1.5万个。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统计,我国现有报纸的数量为1940多种。网络媒体的数量远远超过传统媒体,与报刊相比,网络媒体传播信息更具有便捷性,网络媒体转载摘编比起报刊更为容易。微信公众号的转载摘编有的没有授权甚至擅自修改别人的文章。这给版权人的利益造成了极大伤害。网络媒体这种信息传播的新趋势会持续发展,转载摘编的现象不会削弱只会越来越多,因为原创作品的创作速度赶不上信息传播的需求。[15]

1.转载摘编更加便捷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对作品的复制更加容易,只需一些简单的操作即可以完成对作品的复制。而对作品的推送也比传统媒体方便快捷,传统媒体需要将文字作品刊印在纸质媒介上才能完成对作品的推送,而数字媒体仅仅需要按一个发送键即可完成对作品的推送。拿微信公众号举例来说,我们不难发现,经常会在不同的公众号上看见同样的文章。甚至在同一天,同一篇文章会出现很多次,根据不同公众号推送这同一篇文章的时间顺序,他们之间有转载摘编的嫌疑。如果相同的文章在不同的报刊上转载,从转载的时间上来说可能会间隔好多天。而微信公众号的转载的时间间隔相对较短。可见,数字媒体极大的提高了转载摘编的便捷。

2.传播范围更加广泛

目前微信的用户数已超过6.5亿,月活跃用户超过4.7亿,每日人均阅读量为5.86篇。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文章还可以通过用户个人转发,每一个公众号都有一定数量的订阅用户,这些用户每天可以不定时地收到推送的新鲜资讯,如果他们对某一篇文章感兴趣还可以将文章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中与大家分享,这样的行为极大地扩张了文章传播的范围。

四.网络媒体转载摘编法定许可

1.网络媒体转载摘编法定许可必要性

信息时代人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信息的缺乏,而是如何收集、编辑、保存和接触有效的或者有价值的信息。[16]网络媒体为人们收集、编辑、保存和接触有效的信息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将这些信息提供给用户必然涉及到转载摘编。网络媒体的数量决定了不可能每一次转载都与版权人协商一致,否则将给版权人带来很大的麻烦。[17]即使将授权转载摘编的权利赋予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数量庞大的授权对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来说也是很麻烦的,势必会增加市场交易的成本。那么,何不引入法定许可制度,让网络媒体更为方便地传递信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法定许可不过是著作权人行使经济权利的一种简化方式。[18]

追求产业化效应和效益最优的著作权人不仅不会将自己的作品封闭,相反却期待其作品能够被广泛传播。[19]网络媒体为作品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更多的途径与受众,若是将作品转载摘编的权利给以法定许可,那么为作品的传播也提供了方便。况且,法定许可还给版权人保留转载摘编的权利,版权人可以声明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既然传统媒体都被允许了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作为新兴的网络媒体,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原则上是应该被许可的。

2.网络媒体转载摘编法定许可可行性

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在数据统计方面更具优势。法定许可制度的自动授权但需要付费的特点在网络环境下能得到更好地发挥。就拿微信公众平台来说,可以具体统计一篇文章有多少人阅读、多少人转发,根据这些数据来计算转载摘编者的收益,进而来确定需要支付给版权人的报酬。所以将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运用于网络媒体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目前,网络媒体已经从公益模式转向了盈利模式,网络媒体中也会插入一些广告,根据文章的点击率来收取广告费用。其实转载摘编不过是给文章的传播提供更为广阔的途径,对于版权人来说是有利的。当然,转载摘编者也会因此收获一部分利益,但是转载摘编的文章是经过筛选的,其中也包含了他们的劳动付出,所以给予其一些利益也无可厚非。若将转载摘编的利益在版权人与转载者之间合理分配,那么岂不是一种双赢的行为。[20]

五.总结

著作权法律制度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平衡机制,从其确立伊始,就努力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寻求利益的平衡,以实现良性互动和共赢的局面。法定许可制度尽管避免了个别寻求授权许可的困难,但也使权利人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削弱,这就涉及到利益平衡问题。近年来,我国立法和司法在网络转载、摘编法定许可问题上的演变实际上就是一个寻求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没有终点,随着时代的变迁、技术的发展、制度的完善,将一直延续下去。[21]就目前而言,网络媒体,如微信公众平台的发展急需法律制度的保障,如果将转载摘编法定许可制度用于网络媒体,对于各方的利益来说都是最大化的。



1】丛立先:《转载摘编法定许可制度的困境与出路》,载《法学》201001期。

2】熊琦 :《著作权法定许可的正当性结构与制度替代》,载《知识产权》,2012 06期。

3】郭辉:《我国网络侵权责任规则原则评析》,西北政法大学,载《经济与法》,200806期。

4】倪朱亮:《网络转载法定许可的挑战、回应与重构—兼评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47条、第49条》,载《中国版权》201405期。

5】梁懿、赵肖筠:《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保护》,载《理论探索》20l0 年第 5 期。

6】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113页。

7See Darlene A, Cote,Note,Chipping Away at the Copyright Owner’s Rights:Congress’ Continued Reliance on the Compulaory License,2JIntell.Prop.L.219,226(1994)

8】杨力:《网络环境下作品转载法定许可探究》,载《中国知识产权版》20091113日。

9】李永明、曹兴龙 :《中美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研究》,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 年第 7 期,第 31 页。

10】张倩:《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保护——以微博的著作权保护为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载《商情》,2012年第24期。

11】谭英:《网络传播版权作品的“法定许可”探讨》,载《情报科学》2004 年第 22 09期。

12】《微信公众号转载他人作品侵权吗?》,载《中国知识产权报》,201433,5版。

13】《修改著作权法参考资料补增材料》,国家版权局内部编印199810月,第18-19页。

14】刘洁 :《数字产业适用法定许可制度之探究》,载《探求》,2013 年第 3 期,第 76 页。

15】梅术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规制与制度完善》,载《时代法学》2007年第5卷第2期。

16Jane C. GinsburgCreation and Commercial ValueCopyright Protection of Works of Information,90 Colum.L.Rev.1865,1990.

17】李宗宽:《微时代该如何应对微博侵权》,河南日报社,载《新闻爱好者》,201306期。

18】张玉瑞:《互联网上知识产权——诉讼与法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330页。

19Robert J.MomisonDeriver’s LicenseAn Argument for Establishing a Satutory License for Derivative Works,6 Chi,-Kent J.Intell.Prop.87,Fall,2006.

20】张文婷:《都市报微信公众平台的运营与发展探索——基于八家都市报微信平台的研究》,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载《中国记者》,2013年第6期。

21】熊琦 :《著作权法定许可的正当性结构与制度替代》,载《知识产权》,2012 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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